生态监测是对生物多样性及其时空变化的记录。缺乏涵盖广泛物种的监测计划往往意味着，在许多国家，无法对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做出明确的评估。结果，无法识别和纠正可能导致下降的因素。
必定会在许多地方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例如公共机构，科学家，专业组织，自然保护协会以及私营部门的某些专业团体。但是，由于它们经常在非常不同的体制框架内运作，因此它们不能始终以协调的方式运作。因此，宝贵的知识和数据不会被汇总，并且数据收集中的空白也不会得到填补。该研究的第一作者，iDiv和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PIEVA)的生态学家HjalmarKühl博士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创建一种融合文化，让所有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监测的人们参与其中。”)。
这可以通过将各个利益相关者团体召集在一起来实现。库尔说：“所需要的是一个框架，该框架中的决策并不总是集中进行的，而是各个小组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信任并共同决定需要做的事情的框架。”“这种自我组织可以增加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确保各个利益集团的更大接受，并使生物多样性这一主题更牢固地置于公众意识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可以将有关利益攸关方召集在一起，以合作制定适当的奖励措施和必要的技术要求，以交换数据，结果和分析。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UFZ)生态学家戴安娜·鲍勒(DianaBowler)博士说：“用于分析大量监测数据的新方法表明，监测网络所提供的信息如何与其他信息相互关联。”)和iDiv。这使得各种利益集团和个人的活动可以轻松整合。
在欧洲，志愿者收集了80%至90%的生物多样性数据
在许多情况下，志愿者，公民科学计划的参与者和专业协会的物种专家的协助和参与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只有通过克雷菲尔德昆虫学协会(KrefeldEntomologicalAssociation)的一项研究，在2017年揭示了飞行昆虫的严重减少，昆虫保护才成为德国政治议程的主题。特别是，对于甲虫，食蚜蝇和蝉等物种组，当局依靠分类学专业知识进行识别，志愿人员的参与对于长期调查很重要。
UFZ，iDiv和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耶那分校的研究组组长，最后作者艾莱塔·波恩(AlettaBonn)教授说：“志愿自然科学家的悠久历史使他们着迷于生物多样性并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该公民科学数据可以与其他监测数据集成，以识别趋势和信息差距。需要在科学合作方面进行文化变革，以实现对可持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综合监测。”
